杨秀英老师
母亲离我远去整整三十年了。但是，在梦中她的音容笑貌仍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特别是母亲在1954年春天写给我的那封信让我铭记终生。1954年的寒假,因为缺少路费的原因,我没有回家过年。可是,儿行千里母牵挂。从小我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如今我奔赴千里之外求学,母亲自然牵挂儿子的饥寒。母亲这封来信主要有两件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是交待：再过几天你会收到一个寄毛衣的包裹。1953年,我入学时带去的棉衣、棉裤在广州根本穿不了几天，可是，换上单衣又不能御寒。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母亲寄来了毛衣。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侯，背后总有一双温暖的手安抚我，时时都能感受到母亲的疼爱。二是信中还附有一张照片。母子连心啊，那照片自然能减轻我思母、思乡之情。这张近照是在春节时的一场瑞雪之后，身穿她心爱的海虎绒大衣，在河南大学（当时叫河南师院）大礼堂的侧门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照片的背面附言：泉儿留念，母摄于河南师院，1954.3.1。有位同学看了照片之后说，“伯母穿着文雅、姿态优美大方,真像个‘电影明星’。”听了这样的夸赞，我心里美滋滋的。不过这张照片的背后却有一段母亲沉痛的生活经历。在那“吃吃穿穿非‘小事’，筷子头上有枪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母亲的这种着装被认为是“灰色潮流”中的“奇装异服”，被冠之以“资产阶级作风”，加之她平常爱吃鱼，“文革”期间竟因为这些吃穿小事被打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
杨秀英老师1954年在大礼堂侧门留影
这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一度成为母亲的精神负担，我也为此愤愤不平。试想，一个终生追随革命，跟党走，矢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人，怎么会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
影响母亲一生的人是殷夫。殷夫是一位搏击时代风云的专写政治抒情诗的诗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殷夫就是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所写的“左联”五位革命烈士中的一位。他原名徐白，殷夫、白莽是其常用的笔名。
母亲与殷夫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亦师亦友亦恋人。
母亲早年曾在《河南大学校刊》上着文——《我的启蒙老师殷夫》就表露出殷夫是她的偶像，是她学习的榜样。
母亲家与殷夫家同在象山县城内的一条街上，从小时候的玩伴到后来竟变成了师生关系。这在母亲的回忆录有段记载：“1929年初春，殷夫一行五人躲避‘大逮捕’‘ 大屠杀’，从上海逃回象山。当时，我在象山县高等小学上六年级。虽然是“洋学堂”，但绝大部分老师是小学毕业生,很难胜任教学工作。因此，学校被搞得死气沉沉的。殷夫等人的到来,给学校带来了活力。他们不仅能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进行教学，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教学活动中传播革命思想。记得当时殷夫教自然兼管课外活动，陈元达教国语、历史、地理，盛孰真教国语，汪涅夫教算术，周惠芬也教算术。”
“殷夫常在课堂上鼓励同学们积极学习。他说：‘念了书就要上进，上进就是要为劳苦大众做点好事……’除了正课之外，殷夫还在课余时间辅导我们的体育活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殷夫教我们打篮球，陈元达教我们跳高。后来我能够到上海考取‘东亚体育专科学校’，并取得优异的成绩,与殷夫等老师的培养分不开的。”
“1929年春节，由何维新的女朋友林友梅介绍我报考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记得当时只考篮球和跳高，我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因为同在上海，殷夫常去找我，有一次，他拿了自己写的小说《小母亲》给我看，看后他还问我像小说中的哪个人物，我说‘表妹写得像我。’殷夫诙谐地说：‘那你得叫我表哥。’此后，我和殷夫的接触更加频繁，而且常以表兄妹相称。”
“因为要参加全国运动会，我只在两江女子体育学校上了一学期，就转学到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1930年4月，殷夫在报纸上见到我的名字在全国运动会上名列女子跳高榜首，他就写信向我祝贺。信很短，除了问寒问暖的话以外,还写有：‘你刚上体专，成绩蛮好！’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就复信约他到学校来玩。自此以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来找我。”
“在这次全国运动会上，我除了跳高获胜之外，女子二百米赛跑也夺得冠军。为此,学校决定减免一半学费,退给我22元,我就将这钱买了几磅豆沙色的毛线，给殷夫打了件毛衣。但他却未能穿上这件毛衣，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
（二）
母亲在教学工作上是认真负责的。她上田径课时,往往都是现场教学，既讲运动理论知识，又亲自作示范动作,以达到直观的效果。可是，竞技体育出身的母亲,她虽然在全国运动会上取得过优异的成绩,却未能培养出田径赛场上的尖子学生，这正应了那句老话：“状元师傅不一定能培养状元徒弟。”为此，母亲也认为这是她教学上的一大憾事。
不过，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年代，各种人才匮乏,因此，国家要求各行各业要发挥人才“一专多能”的潜力。其实母亲还有一项特长那就是游泳。当年，她在上海市游泳运动会上曾取得优异成绩，而且还登上了《上海画报》。她与名噪一时的美人鱼杨秀琼并称为体坛姊妹花。因此，母亲决心在河南大学开展游泳专业课。其实，她这种想法由来已久。早在1944年,河南大学流亡至南阳荆紫关时，母亲只身畅游丹江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因为当年她是河南大学唯一的女体育教师，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当年，闭塞的荆紫关，那里的老百姓从未见过女人游泳，更何况是在汹湧澎湃的丹江里来去自由。从此当地人都知道河南大学有一位敢于只身横渡丹江的女体育教师杨秀英。这让人们悟出：游泳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而且也是种生存技能。
不过，万事开头难。当年,河南大学连个游泳池都没有。在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只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修建游泳池。母亲借助于她当年在洛阳市游泳队当教练的经验，自绘草图，先建一个供教学用的简易游泳池。只是挖游泳池土石方的工作量很大，教学上没有这笔资金。所幸当年河南大学正在学习苏联高校的先进经验，开展“义务星期六”活动。于是,母来便带领体育系的学生展开了轰轰烈烈挖游泳池的劳功。劳动让师生又激动又兴奋，他们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终于建成一个可以利用铁塔湖水的半天然游泳池。
母亲把游泳专业课分为两步走：一是陆地训练：反复在陆地练习手足的分解动作,以及每个动作的要领……二是下水之后的训练：为了克服学生的恐水心理，先在浅水区练习漂浮和用嘴呼吸的训练，还有手足单独在水中的分解动作，让学生渐渐找到水中前进的窍门。正式游泳教学开始，先由我或弟弟在水中作示范，先做手足动作协调配合，然后再加上换气，使平时的分解动作的训练融为一体。当年，许多体育系的大哥哥、大姐姐都叫我“小老师”。
除了本职工作之外，在业余时间母亲还教大家歌舞娱乐活动。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有一个宠大的群众组织“中苏友好协会”。当年，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对我国新文化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那时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每年都有“苏联电影周”，间或还有苏联文艺团体造访。1952年，苏联“小白桦歌舞团”应邀来开封进行文化交流。当时，就在河南大学大礼堂演出。河南大学师生第一次在校园内看外国歌舞团演出，校园沸腾了,师生的兴奋劲难以言表。演出独具俄罗斯风情，观众陶醉在《红莓花儿开》那曼妙的歌声中。还有那彪悍的哥萨克舞，欢快的马刀舞等，令人震撼，特别是女高音歌唱家达玛拉·哈浓那独具风格的演唱,她饱含深情地演唱了《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把晚会推向高潮……
母亲为此次演出而打动，她以为我国有丰富乏彩的民族歌舞，应向苏联学习加以发扬光大。她凭借在上学期间所学到的歌舞技能，自编了歌伴舞《南泥湾》和秧歌剧《兄妹开荒》。只不过她是以自己的子女为“试验田”：兄为刘淅莹（女儿）扮演，妹为刘沛生（儿子）扮演。当年，在大礼堂举办的文娱晚会上,《兄妹开荒》大受欢迎。知情人说：“改得好，把《兄妹开荒》改编成《姐弟开荒》。”其实，这不过是借鉴戏曲反串的套路。另外，母亲自编自导的《青年集体舞》，在体育系排练也很受欢迎,因为这只集体舞有浓郁的体育舞蹈的味道。于是，她便把手稿寄给了《中国青年报》,没想到该报为之全文登载。
当年，受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学习交谊舞是一波疯狂的热浪。交谊舞成为社交的一种媒介。母亲凭借在上海所学舞蹈的功底，在业余时间教师生交谊舞，颇受欢迎。同时，市里也广泛开展学习交谊舞活动。每逢周六，她都会准时赶到市交际处教授交谊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对开封当年开展交谊舞活动起到一定的作用。
母亲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舞蹈技艺，她于1955年暑假自费赴北京参加舞蹈培训班。可是还不到一个月,她便带看一只受伤的胳膊回到开封。当时，背后就有说：“杨老师真傻，法定的假期她不享受，反而花钱买罪受。”
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无论份内份外的工作，她都认真对待。1959年,母亲终于积劳成疾,住进了市人民医院。期间曾下两次病危通知书，我和弟弟妹妹都很着急，但也束手无策。后来，主治大夫想起一种进口针剂，遂开了药方让家人去找。但是，当时的市级医院和各大药房均无此药。无奈，我连夜赶赴郑州，找表弟王龙德想办法。当时，他在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终于从药房借到两支针剂。拿到药，我连夜赶回开封。主治大夫赶忙给母亲用上，终于使母亲起死回生，一家人皆大欢喜。至于是什么急救药，我至今也不清楚。只记得处方上有“STH”字样。
(三)
母亲一生遵循一句人生格言：“工作上要高标准，生活上要低标准。”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严格遵守。
我家跟随河南大学流亡那段时光，最为艰苦。因为物价飞涨，加之我家人口多，家里的开销往往是入不敷出。无奈母亲变卖了家里的自行车，以及家里压箱底的金银首饰,以补贴家用。后来，父亲到东吴大学四处兼课，家庭生活才有所改善。
当年，苏州人有一个不好的名声叫“苏空头”：对外无论吃穿，谈吐都满装阔气。母亲说：“入乡随俗么！”母亲娘家是开南糖铺的。俗话说：“门里出身自带三分。”她凭借自己那双灵巧的手：年糕，自己打；灶糖，自己做；汤圆，自己包。可是，当时最头痛的，就是新衣服了。那时,苏州时兴毛衣外套,母亲准备给每个孩子都织一件。不过，这事难不倒身手不凡的母亲。她夜以继日的织，即使在黑灯瞎火的夜里，也织个不停,从不掉针、串行。终于在过年时，我们兄妹五人都穿上了新毛衣。
1981年春，有一天中午我给母亲送饭。饭后，母亲正准备休息，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小屋的平静。原来是河南大学校党委书记李林来看望他的老师。此前，我曾听母亲说过，李林曾是她两届的学生：早期他上百泉乡师时，母亲教过他；后来，他考上了河南大学，母亲仍然是他的老师。一个不忘师恩的人，是个有良知的好学生。他的突然造访让母亲很意外。除了叙旧,他更关心老师的生活和健康。那时,母亲患帕金森症已经两年多了，只是仍然住在不足十平方的屋里。屋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个桌子,一把椅子,其他东西都放在床下边。看到眼前的景象，李书记非常不满意,他感慨地说：“失职啊！失职。一位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的老教师至今仍住在单身教工宿舍里……”临走时，李书记放下一句话：“杨老师，你放心。过一段时间，我一定想法给你解决一套房子。”
过了几个月，体育系果然接到一个通知：“戴帽”分给杨秀英一套房子。可是，母亲执意退掉这套房子，以便分给更需要的人。背后人们认论纷纷。有人说：“杨老师真傻，别人抢都抢不到的房子，她却主动退掉了。”但是，更多人称赞她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刘泉生定稿于2022.7.1.
作者简介：
刘泉生，1934年生人，祖籍河南郏县，出身在体育世家，父亲刘立亭、母亲杨秀英皆为河南大学体育教师。1953—1957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书，师从容庚、陈寅恪。毕业后曾在邢台干部学校、四中、一中教书。1980年因母亲生病调回开封，在开封七中教书至退休。
毕生喜欢写作，业余时笔耕不辍，时有文章见诸报端。著有《棂星门拾杂》一书。
